在1969年10月，邓小平遭遇了第二次政治波动，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的拖拉机制造厂进行劳动锻炼。临行前，毛主席曾特别叮嘱他，如果在江西遇到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向汪东兴请求帮助。邓小平，这位平时很少主动向中央求助的领导者，在被下放后，多次通过信件向汪东兴等中央同志寻求帮助，甚至有一次，他在信中提到需要将某个人带到身边，而这位特殊人物究竟是谁呢？

实际上，邓小平此时所牵挂的并非其他，而正是他的亲生子女。虽然邓小平已决定接受自己被下放的命运，但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家中的大儿子邓朴方。原本，邓小平并未对自己的境遇感到过多忧虑，但事情的发展却远超他的预期。大儿子邓朴方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了“四人帮”的打压，最终遭受了极大的迫害，迫使他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甚至作出了跳楼的决定。幸运的是，邓朴方没有因此丧命，但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邓小平的妻子卓琳与老太太夏伯根，以及五个子女理应能照料邓朴方。然而，卓琳和夏伯根都已随邓小平来到江西，而五个孩子中，除了邓朴方在北京受伤，其他四个子女分散在全国各地。邓小平的大女儿邓琳早早地去了河北宣化的部队进行劳动锻炼，二女儿邓楠则在陕西汉中，小女儿邓榕在延安插队，最小的儿子邓质芳被安排到了山西的农村。如此，邓小平夫妇对五个子女的牵挂愈发加深。毕竟，邓小平向来生活简朴，唯一让他感到痛心的便是儿女的遭遇。

在此背景下，邓小平向中央写信，希望能将大儿子邓朴方留在北京的301医院接受治疗，以便恢复健康。他还指出，江西的拖拉机厂生活条件恶劣，显然不利于邓朴方的身体恢复。经过组织的讨论，中央同意让邓朴方继续在301医院治疗。然而，事情并未如邓小平所愿。邓小平的弟弟邓先群很快从江西写信来，告知邓小平邓朴方已被赶出医院，送往北京市清河镇的社会救助院，且无人照料。

邓小平得知此事后，心中极为担忧，再次向汪东兴写信，恳求将儿子邓朴方接到自己身边，由自己和卓琳一同照顾。在信中，邓小平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，开头便写道：“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。”最终，在1969年6月，邓朴方终于被送到了江西，父子一家得以团聚，只不过邓朴方已无法像往常那样活蹦乱跳，成为了下肢残疾。

此后，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里，既要劳作，又要照顾受伤的儿子。他每天为儿子翻身、擦洗身体，甚至将收音机拆解修理，让邓朴方学习维修电器。正是在这样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邓朴方的身体和心理逐渐好转。虽然生活艰难，但邓小平和卓琳在江西的日子也算是安稳。邓小平从未因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条件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，他所有的信件几乎都在请求组织让孩子们回家探亲，而中央也安排了子女们在南昌附近的工作，方便一家团聚。邓榕曾提到：“父亲这一生，除了为孩子们的事，他从未写过这么多信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邓小平被下放之前，他还带着一位重要人物，那便是他的继母夏伯根。夏伯根仅比邓小平大五岁，她曾照顾邓小平的父亲直至其去世，并最终来到了邓小平的身边。邓小平曾当即表示：“留下来，我们一起生活，夏妈妈！今后我们给你养老！”尽管邓小平自己并未能为夏伯根提供太多光彩，夏伯根却依然全心照料邓家子女。在邓小平夫妇最困难的时刻，夏伯根不仅是一个忠实的照顾者，还是一家人互相支持的精神支柱。她一直陪伴邓小平至2001年去世，享年101岁。

2004年，邓朴方回到了邓小平的故居。在这里，他发现了几封当年邓小平写给汪东兴的信件。这些信件内容相当一致，涉及的无非是父亲对儿子的关怀。从请求治疗到希望能回到江西，所有内容都与他自己紧密相关。邓朴方在看到这些历史信件时，不禁心潮澎湃。父亲邓小平不仅是国家的伟人，更是深深爱着家庭的人。原来，邓朴方直到多年后才知晓，父亲为他曾多次向中央求情。这一刻，邓朴方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

同年，著名编剧王兴东在江西和北京等地实地考察，采访了大量资料，开始创作一部名为《父子》的剧本。此剧本为国内首部全面讲述邓小平在江西生活与劳动的纪录影片，展现了邓小平在艰苦条件下，仍不忘关心家国、心系民众的情怀。在这三年四个月的基层锻炼过程中，邓小平不仅自己从事劳动，还照顾儿子邓朴方。当地的工人们为方便邓小平上下班，特地修建了一条用锅炉渣铺成的小道。正是这段期间，邓小平总结出：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，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根本。”这为他后来的政治思想和工作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础。